作者：何效荣

    自从玩上微信以来，我多是被动添加好友。一来事务繁忙、闲暇不多，二来自己好静不好动，不好搭讪聊天。我的微信群也多设置成“消息免打扰”，得空就快速浏览一番。
    最近划拉群消息记录时，看到一个微名叫“爱民”的群友，提到他父亲参加过抗日战争，还是三等甲级革命伤残军人，心中肃然起敬，心想这位抗日老战士兴许是父亲生前的战友，便破天荒地申请加“爱民”为微信好友。
    很快通过验证，我和“爱民”成了微信好友。我主动将父亲的《革命军人退休证》和《革命伤残军人抚恤证》的图片传给他，向他介绍我父亲的军旅情况，告诉他，我父亲1944年12月参加新四军，退伍前是华东野战军一纵一师首长的警卫员，随部队南征北战，参加过凤凰山、孟良崮、莱芜等战役，于建国前夕在泗水战斗中不幸负伤战残返乡，历任乡武装大队长、乡长、信用社主任、村党支部书记等职务，最后病殒在镇办企业党支书岗位上。问“爱民”的父亲是不是我父亲的战友。
    “爱民”说，他父亲1978年就去世了，当时他还小，父亲的一些材料由他母亲保管。85年他母亲也去世了，老家房子无人住，房子塌了，父亲的有关证件、奖章、战斗纪念章也不知去处了。因而他对父亲战斗经历、部队番号等没有任何记忆。
    回忆往事，“爱民”很伤感。我闻听“爱民”父亲的资料丢失感到很可惜。很多像“爱民”父亲这样的老革命为党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，默默无闻奉献了一辈子，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来。我父亲也差不多，只留下这两个证件给我们作为念想，真是令人感慨。
    虽然已无法弄清父辈是不是战友，但两代人相近的经历令我们惺惺相惜、很谈得来。
    叙起来，“爱民”比我参军早。他1981年底参军，83年上军校，85年毕业，94年正连职转业，被分到偏僻乡下派出所当民警，直到2008年才调到市区某派出所与妻儿团圆，用青春奉献书写了革命后代的忠诚。
    而我1985年底当兵，87年上士官学校，90年毕业，98年军士长服役期满，和未满年限志愿兵、城镇义务兵同等安排工作，人家进政府、事业部门，我进了企业单位，几经下岗失业、偿遍改革阵痛、历尽生活艰辛，但仍然自立自强、不给政府增添任何负担。
    尽管我和“爱民”遭受了一定的不平等对待，但都能秉承父辈品德，忍辱负重、尽心尽力地为党工作。当谈到社会上一些人“拿起筷子吃肉，放下筷子骂娘”，我们都一致持反对态度。这些“牢骚党”，有很多是改革的受益者，甚至是一夜暴富，跟我们这些军转人员现役时舍生忘死、退役后忍辱负重比起来，他们亏在哪里？按照这些“牢骚党”的小算盘打起来，我父辈们、那些革命先烈岂不是更亏了吗？“爱民”的一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：“想一想我们父辈、想一想革命先烈，我们该满足了，还有什么理由喊亏？”
    是啊，想想我父亲，当年他哪曾为自己着想过？父亲辞世近四十年，村里老者至今念叨父亲的所作所为，说“老书记是个好人，现在像这样的干部不多了”。
    经济困难时期，父亲给困难群众发救济粮，到最后，把自家里缸底的玉米糁子都送出去了；大冬天里寒衣不够送，父亲把自己的棉袄脱给群众，自己穿着单薄的衣裳冻得瑟瑟发抖地跑回家；对待我们子女就更严格了，一次我对小伙伴吹牛“父亲当年腰插手枪、胯下战马，可威风啦”，父亲得知后严厉呵斥：“那些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战友和无数先烈，他们才是最值得尊敬的。我作为革命战争的幸存者，你们作为革命的传人，可不能有丝毫作威作福的念头啊！”
    父亲从战残返乡到病故任上，处处两袖清风、行端走正，从不为己、为子女、为家庭谋取任何私利，工作三十多年，去世时给我们兄弟三人只留下三间破草房，在群众中赢得了永远的口碑。
    基于我和“爱民”相同的政治理想、理念观点、价值取向，尽管虽未谋面，但我已把他当成良师益友。作为“神交”微友，我们留意对方的留言，关注对方的朋友圈，一起“微信运动”，相互点赞，彼此加油，传承红色基因，互给正直能量。愿我们这两个革命后代、退役军人、心灵挚友，携手在人生正途上走得更久、更远。